編者按
  曼德拉已於5日去世,他所留下的最偉大遺產之一是“真相與和解”模式——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南非消除了種族隔離之後,為“在弄清過去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而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基於“真相”與“和解”這兩塊基石,南非歷經種族鬥爭和仇恨之後,走上了一條和解之路。
  彼得·斯托里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誕生是一個奇跡。
  委員會吸引了全世界的註意。委員會對殘酷歷史的揭露與處理要遠遠比歷史長河中任何類似的事件更為深刻。更重要的是,委員會的聽證會似乎超越了世俗法的限制,探索著原諒與國民和解的潛在可能。南非是唯一一個通過世俗立法促使聖經般和解的國家,人們明白了治愈一個國家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獨到之處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有許多獨到之處。首先,它優先考慮受害者而非犯人。委員會成員在全國各處聽受害者講述,城市廣場與農村社區中心舉行了大量聽證會。委員會成員親自拜訪受害者,而不是讓他們去中心集合點,以表示尊敬。受害者得到其他受害人組成的團體的授權說出真相,並得到了上百名志願記錄人的幫助。
  第二個特點在於各種不同的受害者都參與其中。委員會的創立者堅決認為,歷史不能被勝者洗白,遭受解放力量控制的人同樣受邀分享他們的故事。有秘密警察折磨平民的故事,就會有白人農民的妻子與孩子是怎樣被非國大的炸彈所殺害,或者解放運動軍營中滿是虐待與折磨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一個道德上正義的鬥爭並不能證明殺戮與蓄意的暴行是正當的。
  由最高法院法官與律師組成的特赦委員會聽取了尋求赦免的請求。大赦的要求是清晰的。只有個人而非群體可以申請特赦,必須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如果特赦被允許,那麼他們的暴行記錄將被徹底抹除。如果未被允許,那麼在委員會中所坦白的信息將不得在隨後的任何起訴中被透露。證據必須由司法部長獨立尋找。如果罪犯不在1997年5月這一截止日期前自首,他們就會在被窮追猛打的恐懼中度過餘生。隨著截止日期的臨近,8000名曾經的罪犯如潮水般出現了。
  另一個特點是所有的聽證都是公開的。這意味著所有的罪犯必須面對他們曾經折磨或殺害過的人的家人。
  瞭解真相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旗下的另一個委員會——賠款與複原委員會得到的關註就少得多。南非孱弱的經濟負擔不起對受害人的現金賠償。迄今為止,受害者並沒有提出過特別過分的要求。最多的要求就是,遇難者的家人要求歸還並妥善埋葬遺體,或是在他們的家鄉建一個紀念館,或是為孤兒設立小額獎學金。所有人都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瞭解真相。
  只有時間能證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否有效。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稱,它的目標是記錄過去的違法行為,為預防此類事件再度發生提出建議,為過去的罪犯提供特赦,促進南非的和解。
  許多人說他們現在覺得能夠繼續生活下去了。最重要的是他們曾經的痛苦得到了尊重。“今天,”一位黑人男性說道,“這個國家與我一同落淚。”
  並不免責
  特赦引發了大量爭議。一些受害者在南非最高法院抗議特赦,但未能成功。新憲法保障程序正義,一視同仁。他們說,特赦否定了這種正義。受害者的家人也許難以想象昔日的罪犯獲得自由,但儘管如此,大多數受害人都決意不再執著於過去的痛苦。人們甚至開始註意到,曾經折磨過他們的人受到審判。但免責與特赦有所不同,免責意味著逃避責任,而特赦則暗含著深刻的社會性效果。
  一些人批評稱,許多特赦申請者並沒有悔改。除了對這些道德敗壞的罪犯進行判決,立法者並沒有要求他們悔改,而只是說出真相。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就會貶低那些主動真心悔改之人的價值。
  一名曾經策劃屠殺許多農村家庭的警官說:“我再也無法彌補我曾經做過的事,我沒有權利要求你們原諒我,但請允許我用我的餘生幫助你們重建家園,重新生活在一起。”在這樣的時刻,頑固的憤怒被一些別的東西所取代。為了走出歷史的陰霾,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慈悲創造空間,嶄新的南非之光才有可能普照大地。
  尋求妥協
  尤為複雜的是,種族隔離制度雖然已被廢除,但其支持者仍然遍佈警察、軍隊與行政部門。憲法協商的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與過去的制度達成協議。如果南非想要在和平中進行民主選舉,紐倫堡式的審判顯然行不通。任何處理歷史問題的成功嘗試既需要承認受害者的痛苦,也需要引導他們走向和解,在那些要求“檢舉與懲罰”與那些要求“原諒與遺忘”的人中保持不偏不倚。
  也許其他也曾遭遇創傷的國家能在南非這個範例中尋求到一些希望。隨著國際社會漸漸意識到,沒有直面歷史傷痛的勇氣,沒有對國家與民族記憶的治愈,就沒有和平,南非對於種族和解的努力也許會激勵人們想出新的方法,為這些國家帶來全新的面貌。
  (作者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員)
  (原標題:曼德拉背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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